史托迪( James Stockdale)是越戰中被俘虜的最高軍階美國軍人,他被囚於「河內希爾頓」監獄的八年期間,失去囚犯的基本權利,不斷被越軍虐待,沒有釋放日期,每 一日都不知道能否活至明天,人的絕望不過如此。讀史托迪的自傳,讀到的是一日復一日的痛苦和無助,絕對不是勵志故事,他憑什麼捱過八年苦難?

根據史托迪的觀察,捱不過而死在監獄的美軍大都是樂觀者。你沒有看錯,是樂觀,越樂觀的囚犯越大機會捱不過去。這些人在困境中強作樂觀,不停對自己說,聖誕 前我會獲釋放,聖誕來了去了,什麼也沒發生;然後又對自己說,復活節前我會獲釋放,復活節來了去了……一年又一年下去,樂觀者的希望一而再粉碎,他們變得 意志消沉,放棄跟越軍對抗,最後放棄自己而死去。其實他們是死於心碎。史托迪認為捱得過困境的不是樂觀者,而是擁有雙重性格的人,這些人懂得分辨自己能控制和不能控制的事情,他們一方面對長遠目標(獲釋放回家)有堅持信念,另一方面以實際態度和長久紀律去接受短期痛苦(被越軍虐待)。史托迪在獄中每一日都相信自己最終可回家,但從沒逃避自己必須接受殘酷的現實。回家的信念是沒有越軍可從他身上奪去,這是史托迪可控制的事,但在等待的過程中,他必須面對更多不能控制的事,例如失去自由、被毒打等。

史托迪的雙重性格是占哥連斯( Jim Collins)的《Great to Good》一書最令我難忘的章節。占哥連斯被譽為近二十年最傑出的企管學者,此書出現在不少企管人的書架上,他形容史托迪的雙重性格為「史托迪矛盾」(The Stockdale Paradox)。占哥連斯認為優秀企業的一個重要特質是「史托迪矛盾」,這些企業懂得以務實和紀律來面對殘酷的現實,但不忘緊握長遠目標。企管人讀過史托迪的經歷,最深刻的感受是工作上太多事情是不受企管人能力所影響,遑論控制。可是,企管人的通病正是高估自己及管理團隊的能力。企管人定下不切實際的目標,以為只要命運在自己手上,憑着幹勁便可戰勝一切,結果換來一連串失望。或者,高估自己是一種人性,例如六合彩能歷久不衰,原因是「冧把」是由自己揀,命運恍似由自己控制。坐車發生意外的機會率,遠高於坐飛機,但害怕飛機失事的人遠多於汽車失事的人,原因是駕駛者高估自己的能力,低估飛機師的經驗,分別在於感覺上能否由自己來控制命運。現今全球手握最大權力的是美國總統奧巴馬,他上任後每一日都感受到原來世上有這麼多事情在他控制以外。從阿富汗戰役到醫療改革,他發現作為美國總統可選擇的範圍,不多於以前身為一個普通美國公民。面對這些難題,解決方法只得一個,就是緊記史托迪的經驗︰緊握長遠的信念,同時接受短期的無助感覺。

我其實是想透過史托迪的經驗,說出我對泛民主派提出「五區總辭」的看法。假如我是民主黨黨員,我反對「五區總辭」。普選的決定權在北京,這是事實。回歸後關於政治課題的經驗是,香港人不可能控制北京的決定,連影響的空間也不大。我認為爭取普選最重要是時機,即是在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情。爭取普選肯定是漫長路,路途絕不平坦,所謂民主進程一定是「行前三步,退後兩步」的拉鋸。在這環境中,泛民主派須做的,是當有機會行前的時候快步向前,當須退後的時候,接受 退後。史托迪在獄中被毒打的時候,他沒有騙自己明天可得到自由。他懂得以真實感受去接受被毒打的痛楚,他容許自己失望及無助,但從沒放棄有朝一日可和家人團聚的信念,只有這種雙種性格的人,才能克服極度困難去達到目標。我跟這一代爭取普選的香港人一同成長,現已步入中年,對於在有生之年見到普選不存厚望,但我不會放棄普選這夢想。爭取普選的路既長又崎嶇,不可能每一刻的爭取都能有成果,或者泛民需要的是一個擁有史托迪性格的領導者,這人懂得堅持信念,也肯接受過程中的失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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